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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制学派”之唐仲友为南宋台州郡守时，刻《荀子》行世(“卿之言既不用于世，而李斯之学实出于卿，斯用于秦，卒蹙六国而夷之。”)，反对理学空谈心性。又作《帝王经世图谱》等，提倡儒法并用，特别是“王安石变法”以来的实学实行，与宰相王准、“事功派”陈亮、“永嘉实学”叶适等相呼应。说斋之学最为朱子及其后学等道学家所忌，以致《宋史》无传，至明初大儒宋濂为之《补传》，又为理学家所毁，直至明末清初《宋元学案》、近代蒙文通《中国史学史》才留下史迹。而唐仲友在台州之功业，如修学宫、架浮桥、刻荀书等，可谓其政治理想之“实验”；郡守任上之“朱唐公案”又为其人生之转折；其所治郡又有宋宗室赵汝括《诸蕃志》成为海外交通史开山之作，岂偶然哉？ 一、宋明之际：唐仲友之“沉浮” 南宋嘉泰元年(1201)，周必大为唐仲友《帝王经世图谱》写的《题辞》中称“孝宗深知其才”，又说“不幸得年仅五十三，凡所蕴蓄百未究一，余每与士大夫共惜之”，并指其书： “去古逾远，众说日繁，才学未逮于前贤，宜其用力劳而见功微，此图谱所由作也。……凡天文、地志、礼乐、刑政、阴阳、度数、兵农、王霸，皆本之经典，兼采传注，类聚群分，旁通午贯。使事时相参，形声相配，或推消长之象，或列休咎之证，而于郊庙、学校、畿疆、井野，尤致详焉。各为说附其后。始终条理，如指诸掌，积百二十有二篇……夫水之东流，惟海是归；车之指南，其途不迷。今是书折衷于圣人，于适治之路，非其他类书比也……六经旨趣，百世轨范，皆聚于此。”［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千一百九十之《图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，589页。］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之《帝王经世图谱》条指：“唐仲友……守台州，与朱子相忤，为朱子论罢，故宋史不为立传……此篇可征其学有根柢矣。”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类属类一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1147页。］唐仲友之学术被“重新发现”，要到明清之际的《宋元学案》之“说斋学案”中，才放在与永嘉学并列的婺学三大派，即：与吕氏性命学、陈亮事功学鼎足的“经制之学”的地位。实际上永嘉实学、事功学和经制学共同形成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浙东实学，这恰与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吕祖谦、朱熹、陆九渊三派相对应，也是北宋变法以来王氏新学与程氏理学之争的延续： “祖望谨按：永嘉诸先生讲学时，最同调者，说斋唐氏也。……乾淳之际，婺学最盛，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，同甫以事功之学起，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。……谢山《唐说斋文钞序》：深宁《困学纪闻》得其所引之言，皆关于经世之学。深宁，私淑于朱子者也，而津津如此，则已见昔人之有同心。”［黄宗羲、全祖望等《宋元学案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，1952页、1954页。］ 全祖望指作为朱子“私淑”的王应麟在《困学纪闻》中多处引用唐仲友“经世之学”的话，实际上包含了“亡宋之痛”下对学术之争与政治关联的反思。近世蒙文通在《中国史学史》之“经制学派唐仲友”条进一步指出： “说斋于性道极盛之际，以经制实用之学为天下倡，明道散乎行器之间，彻上撤下，显微无间，其说究矣，其义不可加矣。说斋与晦菴最为冰炭，说斋道器之说，固义晦菴之说。然学而曰即洒扫应对，是精仪入神则是，曰修正即为治平，则非也。居于一身之间，而曰天下之大用尽于此，将与运水搬柴莫非妙用之说何以异？夏时殷辂之不知，惟就动静语默以言用，道明而天下之务或废。唐宋而后，民族之日即于弱，得谓于学术无关欤？于此益见仲友之不可及，以功利抑之，则过矣。”［蒙文通《中国史学史》，2006年版，94页。］ 涉及当事者转折点的台州“朱唐公案”，时代较近的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之《唐朱交奏始末》条、《台妓严蕊》条载之甚详。唐仲友《台州入奏劄子一》可为唐氏治台的“父子自道”之言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故有天下同行之法，有数路共行之法，有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之法，皆因其不齐而为之制，同归于治而已。言者之见闻，或未能周知而献其一偏之说，则利于此未必不害于彼……号令之未孚，事功之未成，皆由此也。”［唐仲友《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版，113页。］ 全祖望《说斋学案》辨之曰： “唐仲友……出知信州，以善政闻。移知台州，尝条具荒政之策……从之。锄治奸恶甚严。晦翁为浙东提刑，劾之。时先生已擢江西提刑，晦翁劾之愈力，遂奉祠。先生素伉直，既处摧挫，遂不出，益肆力于学……王鲁公淮在中书，说斋姻家也，晦翁疑其右之，连疏持之。孝宗以问，鲁公对曰：‘秀才争闲气耳。’而晦翁门下士由此并诋鲁公，非公论也……且鲁公贤者，前此固力荐晦翁之人也。夷考其生平，足以白其不然也。盖先生为人，大抵特立自信，故虽以东莱、同甫，绝不过从，其简傲或有之。晦翁亦素多卞急，两贤相厄，以致参辰，不足为先生概其一生。”［黄宗羲、全祖望等《宋元学案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，1952-1954页。］ 类似的“理学之争”演化为“党争”，影响及之于《宋史》的客观性。钱大昕《二十二史考异》之“史弥远传”条，在“宁宗崩，拥立理宗。”句下评道：“弥远之奸，倍于侂胄，而独不预奸臣之列；传于谋废济王事并讳而不书，尚得云直笔乎？推原其故，则以侂胄禁伪学，而弥远弛其禁也。弥远得政，只欲反侂胄之局，虽秦桧之奸慝众著，尚且为之昭雪，岂能崇尚道学者？使朱元晦尚存，未必不排而去之。史臣徒以门户之见上下其手，可谓无识矣”。［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版，1108页。］参之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之《诛韩本末》，可为南宋时人之证词。 《宋史》既出之党同伐异的“道学末流”，王安石等变法派、韩侂胄等主战派的实学之士一概贬斥；至于唐仲友甚则连本传也无，遗文零落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张作楠《悦斋文钞序》： “君子不以人废言，若唐与政以帝王经世之学雄视一时之文，要亦不可尽没其善，今悉从摒弃，非惑欤？……或存或否似有数焉？存乎其间，未必尽由秦炬也。且使悦斋无可传，彼依草附木者必不屑忌而排之，排之不已，举起著述拉杂摧烧之。必其经术文章万非若辈所及，攻之则不能，留之恶其害己，而后忍而为此举也。然托克托等欲没其人，不知周氏密、叶氏绍翁、张氏枢、宋氏濂……已采其遗事传之矣。赵鹤、吴师道辈欲废其书，不知卫氏湜、马氏端临、王氏应麟……全氏祖望已搜其遗文传之矣。”［唐仲友《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版，93-94页。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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